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

新疆亮子

发表时间：2005-7-22 发表人：林 超 民 来源：龟兹文化研究  浏览：57次
  
按：此文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林超民同志在方国瑜（已故）和江应梁两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提要。

一、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

唐王朝是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建国之初，边疆民族问题虽然相当严重，但统治者忙于在中原地区镇压农民起义军，平定割据军阀，尚无力顾及这一问题。唐太宗即位后，随着政权的巩固，经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便开始着手解决边疆民族问题。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派遣李靖等六总管率兵出击突厥，拉开了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帷幕。唐太宗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等各种不同方式，以毕生精力统一了中国，建立起超迈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

面对这样一个有众多民族、幅员广阔的大国，处理好边疆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可以说是关系唐朝命运的重大问题。贞观四年，唐朝大败东突厥，其部众降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如何处置突厥降众，在朝廷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唐太宗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封建帝王，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他不赞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认为“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7）。他自己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198）。他认为历来处置少数民族的办法，“征伐和亲，无闻上策”（《全唐文》卷五），不能令人满意，他想推行一条更加符合李唐利益的新政策。他采纳了温彦博等人的意见来安置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地所统之地，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资治通鉴》卷193）。

东突厥复亡前后，铁勒、吐谷浑、党项羌、契丹、奚等北方少数民族归附唐朝的纷至沓来，唐太宗对他们的处置，一如东突厥。《新唐书·地理志》说：“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就是所谓的羁縻州制度。从贞观年间首次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顺、佑、化、长等都督府开始，到开元年间最后设置黑水都督府于黑水     部为止，百余年间，唐政府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这个数字超过了开元时内地府州三百二十八个的二点六倍。这些羁縻府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周边众多的羁縻府州，唐王朝通过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进行管理统辖，其中又以都护府为主。唐王朝在民族地区设置都护府，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之后。检殿本《新唐书·地理志》，唐代的都护府计有十一个，这就是：单于大都护府、安东上都护府、安北大都护府、镇北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蒙池都护府、昆陵都护府、保宁都护府、安南中都护府、峰州都护府。其中镇北都护府就是安北都护府，峰州都护府为峰州都督府之误，而保宁都护府在天宝八年（749）设置，很快就罢弃了。而蒙池、昆陵两都护府为羁縻都护，隶属于北庭大都护府。实际上，只有单于、安北、北庭、安东、安西、安南六个都护府。这六个都护府负责统领周边众多羁縻府州的军政大事，是唐政府为解决边疆民族问题，巩固边防而设在四周的行政与军事的最高权利机关。其任务是“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旧唐书·职官志》）。

羁縻府州有四个特点：1.“即其部落列置州县”，也就是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州行政区划的基础；2.以蕃首酋长为都护、都督、刺史，递相统率，皆得世袭；3.居民不向国家直接缴纳赋税，户口不呈送户部，仅由本部酋长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土产方物；4.可以保留本部落原有的军队，但只能“慎守封疆”，不可擅自行动，必须服从朝廷或都护府（都督府）的调遣。

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最基本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原地区的州县体制是建立在封建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的经济基础上的；而羁縻府州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风俗习惯之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处于奴隶社会，一部分则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与部落制的结合。羁縻府州的建立，体现了唐代初期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当时的统治者已意识到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社会特点，企图用外部的行政手段或武力强行改变少数民族的社会特点，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激起反抗与叛乱。羁縻府州就是从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出发而实行的一种政权机构。

唐代的羁縻府州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长远的历史源流。自周秦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要面临民族问题。处理好民族关系是巩固统治、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

依据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特点而实行不同的行政制度，“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我国中原王朝统治周边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以周礼“五服”为代表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就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经济结构而实行不同的行政体制，是周朝处理王室与诸侯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关系的准则，后来的诸王朝也大多以此为制定本朝民族关系的“范例”。唐代的羁縻府州制度正是天下一统的“五服”国家观念的具体体现，它上承汉、晋的“初郡”（亦称“边郡”）与南朝的“左郡”体制，下启元、明的土司制度，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羁縻府州既是唐王朝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一项重大政策，又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行政制度。羁縻府州的广泛建立，既使周边少数民族臣属于唐王朝，要求他们遵守中央王朝的法令，对王朝保持忠诚，又给他们享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这种政策从住居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特点出发，不把中原的经济体制与行政体制强加于他们，也不轻易诉诸武力，而是推诚相待、友好相处。这种政策比较符合当时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加强民族联系，对于开拓边疆、安定边疆、巩固国防、繁荣边疆的社会经济、促进各民族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都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从而也就发展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羁縻府州与都护府制度是唐代史上，尤其是唐代民族关系史上相当重要的课题，对于我们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唐代边疆的形成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唐代的六大都护府及边州都督府所统领的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占了唐王朝整个版图的三分之二以上，而这三分之二以上的辽阔领土上，又住居着突厥、回纥、奚、党领、契丹、  、室韦等数十种少数民族、部族与部落。他们与汉族相互依存、相互交往、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共同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繁荣富强的唐王朝作出了贡献。若果丢了羁縻府州，就丢了唐王朝三分之二以上的版图，就把数十个民族、部落排斥在唐王朝之外，唐代的历史就变成单纯的汉族史了。然而，唐代历史上这样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无论在中国通史，还是在唐代专史中，都很少论及，专门研究羁縻府州的论著也颇为少见。这固然是由于这一重大而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由于这一课题本身存在不少困难。八百五十六个羁縻府州遍布东南西北四周辽阔的边境地区，涉及经济形态不一，语言风俗各异的数十种民族。关于羁縻府州的设置，《新唐书·地理志》虽有较全面的记录，但大部仅只列府州名目，对其地理方位，风土人情却毫无注说；有的甚至仅列州县数目，连名称也没记下来，令人难以稽考。其他材料就更是零星片断。这就使研究工作面临许多障碍，有的障碍目前还是难以逾越的。

唐代最早设置的都护府是安西都护府，后来分设北庭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下又管辖昆陵、蒙池两个羁縻都护府。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管辖的羁縻府州虽大都难以详考其地理，但仍有不少记录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依据。从十九世纪以来，尤其是解放三十五年来，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特别是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出土，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较为准确的资料。因此，我就选择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作为探讨唐代羁縻府州制度的一个突破口。希望通过对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解剖，对唐代西部边疆的形成与巩固，对唐代西部边疆的民族关系，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及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位与作用有更多的了解与认识。

二、关于汉唐经营西域的目的

以往的史籍认为汉、唐经营西域是帝王将相喜好边功、穷兵黩武、求取良马美玉，使帝国声威远播等。这些说法无论褒贬，都夸大了帝王个人在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史上的作用。汉、唐以来，西域成为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非是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也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对外开拓扩展的结果，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和历史原因的。

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最大的威胁是北方民族的骚扰。北方民族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中原地区是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离开了土地，农民就不能生活，整个封建国家也难以存在。而北方民族，大都生活在辽阔干旱的草原上，他们以单纯的畜牧业为生，他们不是人与土地的结合，恰恰相反，他们是脱离了土，逐水草迁移的游牧社会，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经济是单一的，牲畜既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他们的社会经济又是十分脆弱的。一次常发的暴风雪就可导致大范围内牲畜的死亡，从而使社会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他们单靠畜牧业生存不下去的时期，就开始骑上马进行军事征服和掠夺。中原的农业地区，便成为他们掠夺的对象，农业经济虽然较之畜牧经济有许多优越性，但在军事力量上往往难以抗拒机动性很大的北方民族的骑兵。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与掠夺几乎是历代王朝最感头痛的事。春秋战国，正当中原兼并统一的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也兴起了东胡与匈奴两个游牧政权，并且成为中原农业区的威胁。边胡各国纷纷修长城以拒胡。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在当时就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掠夺和袭扰。这个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恰好就是沿着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分界而建立起来的。长城也许可以作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军事屏障，却始终没有也不可能隔断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农耕经济与畜牧经济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民族关系是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多方面活动的表现。物质生产关系决定着民族关系的结构及进程。而军事活动从根本上仍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匈奴的游牧经济离不开中原的农业经济。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和亲通使，开市输绢，是这种经济联系的反映，匈奴南下抄掠也是这种经济联系的表现。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既使政治来往与文化交流长存不衰，也使军事冲突连绵不断。

匈奴的强大的军事优势，始终是汉王朝的心头之患。抵御匈奴成为巩固汉王朝的当务之急。在与匈奴的斗争中，汉王朝发现了西域。西域是中西交通的要道。这里的地理环境、自然景观与干旱的北方草原迥然不同。天山以北是水草丰茂的牧场，宜于畜牧；在天山以南茫茫的戈壁上，分布着大大小小肥沃的绿洲，适于农耕。天山以北的畜牧经济与天山以南的农业经济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形成互为补充的统一经济区域。匈奴人发现这一地区既可供给他们良马和肉食，又可以得到奴隶与粮米。他们赶走了统治这儿的大月氏，掌握了对西域的统治权，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尉”，经常领着数千骑兵，往来焉耆、危须、尉犁等地，向当地居民征收重税。为了抗击匈奴，汉王朝采纳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大力经营西域，至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60年）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当汉王朝控制西域以后，匈奴政权迅速走上衰落崩溃的道路，最后归附了汉王朝，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耕区成为统一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统一了，长城依然屹立大地，但已不是军事防御的屏障，而是民族联合，国家统一的象征。

西汉末年。忙于统治集团内部变乱的汉王朝已无力西顾。王莽政权的倒行逆施，使得西域怨绝，匈奴复卷土重来。东汉初年，匈奴完全控制了西域，并以此作为南侵东汉的基地。明帝时，据有西域的北匈奴，屡寇边境，攻掠河西，河西诸郡城门为之昼闭。于是东汉政府又采取西汉时对付匈奴的战略，打通西域，切断匈奴右臂。

安帝永初元年（107）东汉放弃西域后，匈奴再次占领伊吾，控制天山以南地区，连兵入寇河西。延光三年敦煌太守张  上书说：“臣在京师时，亦以为西域可放弃，及亲临此地，始知失西域，则河西不能自治”。他指出西域在统一的封建帝国中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于是东汉再次打通西域，巩固了河西。

唐代经营西部边疆几乎是走着与汉代相同的路子，先是为断突厥右臂，其后则是断吐蕃右臂。只有在西域建立巩固的政权，才能有效地对付突厥与吐蕃，确保河西的安全，从而维护唐帝国的稳定与统一。唐朝在西部边疆设置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设立“安西四镇”，都是为了这一目的。为此，唐王朝不得不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开拓并巩固西部边疆，尽管当时已有人不断批评唐王朝的开边政策。这并非唐朝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也不单纯是为了夺人占地，更不是为取得好马珍宝。至于史籍上曾提到的征收税赋，亦颇可怀疑，为征收微薄的赋税而出师远征，实在是得不偿失。唐人崔融在《拔四镇议》中说：“四镇无守，则狂胡益赡，必加兵西域。诸蕃气赢，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既动，自然威临南羌，南羌乐祸，必以封  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救”。曾为西州刺史的元载亦指出，控制了安西，便“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可见，西部边疆对于唐王朝实在是性命攸关的重要地区。西部边疆的开拓，使唐朝不仅有捍卫关中、陇右的屏障，亦有对付吐蕃、大食、东突厥、回纥的前沿阵地。我们不必去为唐代帝王们的贪欲与野心辩护，但唐代西域边疆的开拓与经营并非帝王们喜好边功的结果。事实上，李唐政权最为迫切的任务是维护关中、陇右安全，加强对内附少数民族的统治，只有处理好民族关系，才能使边疆的社会秩序得以安定，才能有巩固的边疆。唐王朝开拓西部边疆的根本原因是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保卫唐王朝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封建的农业经济，使之不受外来的侵扰掠夺而破产。

三、关于东西突厥的分立

关于突厥的起源，我国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一说，“盖匈奴之别种”；一说，“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与契骨同族；一说，其先“平凉杂胡也”。这三种说法虽有不同，却反映出突厥阿史那氏在史前时代曾进行了多次迁徙的线索：其祖先活动于今叶尼塞河上游，与契骨是近族，隶属于匈奴。匈奴既衰，南奔而为晋末乱世之杂胡，臣于沮渠北凉，居于高昌国之北山。宋大明四年（460），柔然攻打高昌，杀占据高昌北凉王室余裔沮渠安周，北凉政权覆亡，“阿史那氏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成为柔然汗国的部族奴隶，为其治铁，被称为“锻奴”。

五世纪末，柔然王国内部各被奴役部落不断逃亡和起而反抗，其中以铁勒诸部的反抗最为激烈。公元487年，铁勒副伏罗部十多万帐在首领阿伏至罗和他的穷弟弟奇率领下，从漠北集体西迁至吐鲁番盆地，既脱离柔然控制，建立了高车王国。自此以后，铁勒与柔然之间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拉锯战。战争使双方都削弱了，强盛一时的柔然汗国也从此衰落。突厥人利用这一形势，逐渐从被奴役的地位，从柔然汗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至阿史那土门时，突厥人逐渐强大，与西魏联姻，结成政治联盟，共同打败柔然，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建立了突厥汗国。至木杆可汗时，突厥的版图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成为“抗衡中夏”的泱泱大国。但是，突厥汗国的统一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分裂为东西两大部。

关于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的时间，我国史籍有不同的说法，近代研究突厥史的中外学者一直存在着分歧，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争论也许还要延续下去。这里略述个人的一点浅见。

东西突厥的分立，应该从室点密算起，即公元六世纪中叶。室点密是土门（伊利可汗）之弟。《旧唐书·突厥传》说：“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立可汗。”可见，当室点密征西域时，已立为西面可汗，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尚无“西突厥”的正式名称，但西突厥的世系，应从室点密开始。《阙特勒碑》：说“人类子孙之上，立有（为君长）吾祖先土门（Bumin）可汗及室点密（Istami）可汗，既立（为君长）后，彼等即统治及整顿突厥民众之国家及政制。”这里也说土门与室点密两可汗皆为大叶护吐务之子，两可汗并立为君长，各统一部，土门为北突厥（东突厥）的祖先，室点密则为西突厥的祖先。

东西突厥的分立，我国史籍有不同的记载。《隋书·西突厥传》说：“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罗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认为西突厥之分立，始于大逻便。大逻便为木杆可汗之子，一称阿波可汗。阿波西奔，为陈长公至德三年（585）。

《旧唐书·西突厥传》说：“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其国，即乌孙之故地”。翻检突厥世系，木杆继其兄逸可汗，佗钵继木杆，沙钵略又继佗钵为可汗，沙钵略为木杆之侄，为土门以后第四位可汗，不应与木杆有隙。木杆之后可能脱去“之子大逻便”五字，而造成如此错误。

《新唐书·西突厥传》说：“西突厥其先讷都陆之孙吐务，号大叶护。长子曰土门伊利可汗，次子室点密，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达头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与东突厥分乌孙故地有之。”认为东西突厥之分，始于达头可汗。达头可汗何时继室点密为可汗，史无明文。

据《旧唐书·西突厥传》“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平西域诸胡国，自立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按：所说“单于”应该是室点密的兄长土门伊利可汗，土门卒于552年，室点密之西征，自立为可汗，应当在土门死以前。又“十姓部落”一直为西突厥的代称。《阙特勒碑》即以土门与室点密并举，不少学者认为东西突厥之分立在达头可汗时期。确切地说，东西突厥应该在室点密时期就已分立，也就是说东西突厥的分立，约在公元六世纪中叶。

法国学者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说：“东西突厥之下，固始于六世纪中叶。然政治之分立，得谓其实完成于五八二年。”并认为东西突厥的分立，完全由隋朝的离间政策所造成。然而只要一看史籍所记，便知不是隋朝离间政策造成突厥的分裂，而是隋朝看到突厥“内隙已彰”，便“鼓动其情”，加以利用。东西突厥的分立并非到公元582年才完成。这不仅关系到东西突厥分立的时间，更要紧的是，它关系到东西突厥分立的原因。

不可否认，隋王朝曾对东西突厥采取过“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但这非是东西突厥分立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突厥的社会经济基础是随水草游徙的畜牧业。游牧经济是单一的分散经济。游牧民从事牲畜的牧养，乳饮肉食，寝毡服皮。牧畜既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又是生产资料，是相当完整的单一的自然经济。畜牧业是以流动游徙为其经济特色的。这种单一的自然经济加上流动性，便形成其经济的分散性。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抗拒天灾人祸的能力很小，显得相当脆弱。这种经济的单一性、分散性、脆弱性，使得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难于长期巩固，国力忽强忽弱，骤兴骤衰，难以形成高度统一的集权组织，易于出现各霸一方的政治局势。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从匈奴到蒙古都是经常发生的。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其根本原因就在自身的经济结构之中。

四、在关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几个问题

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派遣侯君集平定高昌之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于西州交河城，统领西域内附诸民族，为唐朝在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事机关。

唐朝平定西州时，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向唐臣服，唐于其所据之可汗浮图城设置庭州。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发兵讨伐龟兹，阿史那贺鲁“仍从数十骑入朝”，“请为响导”，唐太宗委任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平定龟兹后，封贺鲁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  ，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唐设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瑶池都督府的辖区大约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西，额尔齐斯河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

永徽二年（651）贺鲁叛唐。显庆二年（657）唐平定贺鲁叛乱。西突厥汗国彻底崩溃，其部落和领地全纳入唐朝版图。本臣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亦望风归附，唐代的西部边疆扩展到两河流域及波斯北境。

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唐在西突厥汗国的故地，全面建立羁縻府州。为适应西突厥原来十姓部落的社会结构又设立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领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蒙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领五弩失毕部落。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与安西、安东等都护府相比，又有不同特点：1.其行政区划是以部落的活动范围为基础的；2.都护不是委派流官担任，而是册封本民族的酋长充当；3.都护不是直接归中央王朝统领，而是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是安西都护府管辖的民族自治政权，也就是羁縻都护府。

为了有效地管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更好地统领两河流域的中亚诸国，唐在天山以北设置了金山都护府。金山都护府的设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籍都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以往治西域史的人，往往忽视它的存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在《东洋学报》1943年30卷第三期上发表《金山都护府考》，1977年，我国学者郭平梁发表《唐朝在西域的几项军政建置》，他们对金山都护府的设置作了考证，本论文对此作了补充，指出金山都护府是唐代显庆年间至长安二年（702）前，在天山以北设立的军政机构，治所在庭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金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两河流域以东广大地区。它上承瑶池都督府、下启北庭都护府，在唐代西部边疆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武则天当政前后，西域形势变得复杂而危急，出现了吐蕃与东突厥的双重威胁。只要唐在西域的统治巩固了，便可以南抗吐蕃，东拒东突厥。相反，如果西域危急，必然影响到河西交陇的安全，进而影响到唐朝统治的稳固。所以武则天十分重视西部边疆的巩固。为此，于长安二年（702）十二月，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景云二年（711），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从此，安西都护府只统领四镇，管辖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部，主要防备吐蕃的侵犯与袭扰。北庭都护府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远至两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四姓诸部及各蕃国，并防备东突厥西侵入寇，也从西部牵制东突厥，与唐朝北部的军事力量互为犄角，对东突厥形成钳形包围。

北庭都护府的建立是唐朝对西部边疆加强行政管理与军事力量的重要战略措施，也是唐朝在西部边疆的统治日益深入，逐步巩固的标志。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是唐朝设于西部边疆的最高军政权力机关。大都护的官阶是从二品，其品位在唐代职官中是相当高的，与尚书左右仆射相等，比中书令、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的中央大员的品位还高一级，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高品正员命官。都护府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官有定员，职有专任，民政、赋役、军事、司法、人事都设置官员专门负责，是相当于内地大都督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过去不少研究者认为安西、北庭都护府是隶属于陇右道的。但是，“道”一级设采访处置使（观察处置使），仅是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掌管考察州县官吏政绩，地位并不高。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并不是由陇右道统领，而是直接由朝廷管辖。

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伊、西、庭三州，按照唐朝的制度建立了州、县两级行政机构和乡、里、保等完整的基层政权机构，建立了府兵制，设置了折冲府，有完整的烽堠系统、渠道灌溉系统，还设立了州县学，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与内地完全一体化。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辖的广大地区广泛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当地酋首土长为都督、刺史，且可世袭，在保证遵守王朝法令，对唐保持忠诚的前提下，使内附诸少数民族部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羁縻府州与内地州县有不同的特点，其本质并无差别，同属于唐王朝版图则是完全一致的。羁縻府州决不是“臣叛无常、来去不定”的“化外”之地。

唐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内派兵四万四千左右，“发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这些军队“以四年为限”，轮番到安西、北庭戍守。

安西大都护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镇”是唐朝边防军队的基层单位，镇将官阶六品，只相当于县令。但是安西四镇皆设都督府，所以又称四镇都督府，都督的官阶为正三品。镇守使官阶也为三品。其级别较高，地位也比较重要。除安西四镇外，还有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军、镇、守、捉、烽、戍等，遍布于天山南北、葱岭地区以及楚河上游等地。这些军队、镇戍成为唐在西部边疆的统治支柱。

不少人认为自“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就不复为唐所有。然事实并非如此。据现存史料，可以证明，“安史之乱”后，尽管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安西、北庭将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泣血相守”。直到兴元元年（784），安西大都护郭昕、北庭大都护李元忠仍在任上；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安西、北庭最终沦陷于吐蕃当不早于贞元七年（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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